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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农村人口是乡村振兴的主体。现阶段，我国人口形势出现了新变化，这将对农村造成怎样的影响？又该如何应对？这些问题需要在新背景下进行新讨论。笔者认为，建立“稳定器”主要通过有效缓解老龄化问题，构筑“蓄水池”则主要依靠为人口再生产创造保障条件。

相比城镇，农村人口形势有着更为复杂的表现。一方面，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高于城镇。2023年春节期间，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联合新浪微博开展了大规模互联网问卷调查，在全国范围内的城乡各调查5万居民。调查数据显示，在乡村社会，愿意生育二胎及以上的受调查者占比超过40%，而这一比例在城市只有26%，二者相差悬殊；在低生育意愿群体中，无生育意愿的在乡村占比只有24%，而这一比例在城市高达31.7%。这说明，当前农村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趋势还比较平缓。

另一方面，农村出现人口流失的趋势其实来得更早也更猛烈。1978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只有17.9%，到2022年已经达到65.2%；相比之下，农村人口从1995年达到峰值8.6亿人，随后开始发生逆向变化，直到2022年降至4.9亿人，减幅达到43%。有学者概括，流动人口呈现典型的“三个八”特点，即80%以上人口来自农村，80%进入城镇，80%是15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这意味着农村人口的老龄化更为严重，人口流失且比例失衡的现象更为明显。这种复杂的人口形势使得农村的“一老一小”问题进一步凸显。

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农村城镇化有典型的渐进特征，即农民在城市务工经商取得一定成就，有了经济社会基础后才在城市安家。这一部分进城农民往往是农村精英，规模也有限。但最近十年左右，普通农民开始大规模进城，年轻人在没有经济条件的情况下也在短时间内进入城市生活。在笔者调查的很多地区，有一套城市商品房是缔结婚姻的前置条件，南方提供20万-30万的彩礼也是普遍情况，两者加起来不是个小数目。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父母为年轻人购置住房、提供彩礼，是财富的代际转移，是年轻家庭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只不过，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年轻家庭再生产的门槛迅速提高。一些农民家庭通过延长父母的代际责任来解决年轻人的生育问题，如父母得为年轻人带小孩，并提供力所能及的经济支持。一旦农民家庭无法解决城市生育所需要的条件，生育就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客观上，当前普通农民家庭只有举全家之力，才能解决在城市安居和结婚、生育、养育等家庭再生产的一系列问题，这导致有限的家庭资源只能优先向下配置，其结果是，农村养老问题变得更为严峻。概言之，过去农村养老主要依赖于家庭养老中的反馈模式，父母年轻时抚育小孩，小孩长大了赡养老人。但现在的老年人，年轻的时候抚育了子女，但年老后其子女因为要支持孙代而无法有效履行赡养义务。

有效应对“一老一小”问题，是解决农村人口负增长趋势的前提。在“一小”的问题上，关键是要进一步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和机制。当前，大多数农民家庭进城，主要落脚在县城。但很多中西部地区的县城并没有足够的产业支撑，地方政府往往将县域城镇化当作土地财政的杠杆，通过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的集中配置吸引农民进城，但农民却因收入有限、房价较高而承受巨大压力。因此，减少农民的进城成本、提高公共服务配置的公平性，从而降低农民的家庭再生产成本，很是关键。

在“一老”的问题上，关键是要激发农村的制度优势。笔者通过调查发现，当前农村老年人存在一种“自养秩序”，即低龄老人通过简单的农业劳动以及积蓄，再加上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险，基本上能够自我解决生活问题。这得益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优势，以及这些年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今后，乡村治理的重心应该是建立更为完善的养老服务系统，如村级组织要积极构筑社区养老、互助养老等体系，为留守老人搞好服务，让农村成为“低消费、高福利”的退养之地。

（吕德文，作者是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